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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信仰緣何而美麗——瞿秋白對共產主義道路的求索

    來源:光明日報 發布時間:2021-05-28 10:28:00

      

    瞿秋白與妻子楊之華、女兒瞿獨伊1929年攝于莫斯科

     

      常州瞿秋白紀念館前墻西側浮雕:瞿秋白與列寧 設計:吳錦瑜 雕塑:童太剛

      瞿秋白紀念館前墻東側浮雕:瞿秋白與魯迅 設計:李平秋 雕塑:童太剛

      

           有道是:“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宾那锇资菑娜菥土x的。而贈予他這份死之從容的,是一種高遠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當中包含中國傳統文化所弘揚的“威武不能屈”“死亦為鬼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氣節;但更為重要也更具本質意義的,卻無疑是伴隨著世界潮流崛起于現代中國的共產主義信仰。

      一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政府槍殺于福建長汀羅漢嶺前。一位新聞記者見證了這一過程,并寫下了后來披露于多種報刊的現場報道《畢命前之一剎那》: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十八日晨,聞瞿之末日已臨,筆者隨往獄中視之,及至其臥室,見瞿正在揮毫,書寫絕句:“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身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書畢而畢命之令已下。遂解至中山公園。瞿信步行至亭前,見珍饌一席,美酒一甕,列于亭之中央。乃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公馀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睡,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崩^而高唱國際歌,酒畢徐步赴刑場,前后軍士押送,空間極為嚴肅。經過街衢之口,見一瞎眼乞丐,猶回顧視,似有所感。既至刑場,自請仰臥受刑,態度仍極從容,槍聲一鳴,瞿遂長辭人世……

      應當承認,記者的感情是抑制和收斂的,筆調也盡量保持著不加褒貶的客觀性,然而,即使如此,20多年前,當我同這段史料不期而遇時,內心里還是感受到強烈的震撼。事實上,正是它不動聲色的記敘,透過歲月的煙塵,激活了歷史的現場感與真實感,使我看到一個面對已經舉起的屠刀,依舊從容淡定的瞿秋白——吟詩揮毫,妙語伴酒,高唱國際歌以抒懷,把最后的悲憫留給路邊的盲丐……

      有道是:“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鼻锇资菑娜菥土x的。而贈予他這份死之從容的,是一種高遠強大的精神力量。這當中包含中國傳統文化所弘揚的“威武不能屈”“死亦為鬼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志士氣節;但更為重要也更具本質意義的,卻無疑是伴隨著世界潮流崛起于現代中國的共產主義信仰。

      斯時,我想起秋白在《多余的話》中的陳述:

      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開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別的方法……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時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

      曾讀過多篇談論《多余的話》的文章。論者圍繞文中出現的“心憂”“誤會”“歷史的糾葛”等語,展開分析與闡釋,力求還原瞿秋白于生命最后時刻特有的異常復雜的內心世界,這自然既有必要又有意義。只是他們在進行這種分析與闡釋時,似乎未能充分注意文中存在的另一種聲音:對土地革命后蘇區農民和蘇區教育的由衷牽掛;對“一切新的、斗爭的、勇敢的”事物的深情祈祝;對共產主義信仰“無從改變”的終極告白……恩格斯有言:“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保ā兜聡母锩头锤锩罚那锇资浅鴩H歌走向刑場的,他以鮮血和生命詮釋了自己的信仰,同時將一種信仰之美,永遠鑲嵌在歷史的天幕上。

      二

      江蘇武進(今常州市)瞿家,曾經世代“衣租食稅”,讀書做官。然而,到了1899年瞿秋白出生時,這個官紳家庭已趨敗落。秋白的父親不僅無緣官場,甚至沒有正式職業;母親雖然精明強干,且有才學,但終因不堪生活重負而自殺?恐嫔弦稽c兒官俸,少年秋白雖然也有過短暫的追求“名士化”的時光,但很快就因家庭破滅、世態炎涼,以及社會黑暗和人性病態,而陷入精神的苦悶與迷茫,直至生出消極“避世”的念想。

      唯心的“避世”代替不了嚴峻的現實。1916年初,17歲的秋白進入社會謀生。先在無錫鄉間當國民學校校長,繼而投奔武昌的堂哥尋找出路。這時,飯碗雖有了著落,但精神苦悶卻有增無減,無數疑問在內心縈繞。翌年,順應“心靈的‘內的要求’”,秋白到北京進入俄文館,學習俄文和哲學,開始“做以文化救中國的功夫”。這期間,由母親種下宿根的佛學教義,成為秋白的重要精神資源,即所謂“因研究佛學試解人生問題,而有就菩薩行(以佛教思想為準則的行為)而為佛教人間化的愿心!边@“愿心”雖為佛學注入了積極的使命,但終究難逃虛無空幻,以致被后來的秋白稱之為“大言不慚的空愿”。因為關注俄國文化,托爾斯泰的宗教博愛思想,以及“勿以暴力抗惡”等主張也曾吸引秋白,但他不久就發現了其中存在的與現實脫節的謬誤!拔逅倪\動”前后,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外來思想目不暇接,秋白進行了廣泛閱讀與涉獵,他研究過美國的宗教新村運動、歐文的空想社會主義學說,以及狄德羅、盧梭等人的著作,而本著惠及人民大眾的內在尺度,他的興趣開始傾向于共產主義。

      正當“隔著紗窗看曉霧”,對共產主義不甚了然的時候,秋白有了以北京《晨報》特約記者身份,到世界上第一個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蘇維埃俄國采訪的機會。于是,他把俄國看作像中國典籍中伯夷、叔齊隱居的首陽山一樣的“餓鄉”——一個心理要求勝過經濟欲望的地方,以“寧死亦當一行”的決心,毅然前往。

      在俄國,秋白進行了廣泛深入的參觀采訪和調查研究。這期間,他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國家正在經歷的動蕩和混亂,也不是沒有發現新生體制所存在的弊端與缺陷,但他更看到了蘇維埃政權為克服眼前困難所進行的艱苦努力以及所取得的顯著成效,看到了革命后的“勞工復活”和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正常賡續與穩步發展。他覺得:“共產黨始終是真正為全體工人階級奮斗的黨”,“共產黨人的辦事熱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覺悟的領袖,那種忠于所事的態度,真可佩服!蔽┢淙绱,他認為:“共產主義學說在蘇俄的逐步實行,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一樁偉大事業,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業!惫伯a主義在蘇俄的“人間化”,宣告了它從此不再僅僅是“社會主義叢書里的一個目錄”。至此,秋白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改變——由“懺悔的貴族”終于成為自覺的馬克思主義者。

      信仰是個人的意識行為。對于信仰主體而言,真正的信仰獲得,必須源于內心需求,必須是自由選擇的結果。而秋白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恰恰貫穿了遵循內心,上下求索,擇善而從的線索。惟其如此,這一信仰很自然地成為秋白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關于這點,曹靖華的《羅漢嶺前吊秋白并憶魯迅先生》,以隔空對話的口吻,留下了感人至深的記憶速寫:

      你那時躺到床上,床頭沒有臺燈,你就把吊燈拉到床頭,拴到床架上,俯到枕上寫文章。你要把當時還是“世界之謎”的蘇聯實況,把“共產主義的人間化”,告訴給斗爭中的中國人民,告訴給世界勞動者。

      大約是在一九二二年吧……我記得,你住的房間里有一張小風琴。你正在譯國際歌,斟酌好了一句,就在風琴上反復地自彈自唱,要使歌詞恰當地合乎樂譜。你說國際歌已經有了三種譯文,但是沒有一種譯得好,而且能夠唱的。你要把它譯得能唱,讓千萬人能用中文唱出來。

      這樣的速寫足以彰顯信仰的魅力。

      三

      在信仰的語境里,“信”是由衷的認同和真誠的服膺;“仰”是因為認同和服膺而生出的堅定的維護和執著的追隨。由此可見,“信”是“仰”的前提。那么,“信”的前提又是什么?在我看來,應當是“知”,即對信仰的深入感知、自覺認識和充分理解。沒有這種感知、認識和理解,任何信仰都難免包含隨波逐流的盲目性,甚至有可能陷入某種狂熱與迷信。

      秋白深明此理。事實上,他確立和追隨共產主義信仰的過程,便是一個不斷學習和領會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的過程。早在入讀俄文館時,秋白就較多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知識與主張。訪俄期間,他更是堅持從“理論”和“事實”兩方面展開馬克思主義研究。為此,他不但閱讀了大量理論書籍以及俄國革命文獻,而且翻譯了不少相關文章,編著了《俄羅斯革命論》等著作;貒,秋白在從事黨的實際領導工作的同時,擔負起聯系中國革命實踐,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建設的重要使命,無論在革命高潮之中還是白色恐怖之下,他都把大量的心血傾注到理論學習、宣傳和研究上,以求“呈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應用革命理論于革命實踐上的成績”(《〈瞿秋白論文集〉自序》)。

      1926年春天,秋白因常年緊張工作而吐血。中央領導同志強迫秋白住院治療休息。這期間,秋白很想了解社會思想現狀,就一再開出書單,讓妻子楊之華去尋書買書,供他夜間研讀。對此,之華有過深情記述:

      到了第三個星期,當我到醫院去看他的時候,他仿佛在家里一樣,彎著腰坐在椅子上,興致勃勃地一頁一頁地寫起來了。他不覺得自己是一個病人,還把他自己訂好的工作計劃給我看,對我說:“中國共產黨員連我在內,對列寧主義的著作讀得太少,要研究中國當前的革命問題,非讀幾本書不可。我想將俄國革命運動史分成四部分編譯出來……這些都可以作為中國革命之參考,非常重要的參考!保ā稇浨锇住罚

      楊之華這段緊貼歷史和生命的文字,異常真實地再現了秋白當年,為豐富中國革命的理論武庫而抱病筆耕、廢寢忘食的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記述還傳遞出秋白的一個重要心結——因深感包括自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理論準備明顯不足而產生的某種憂慮。關于這點,秋白在寫于1927年初的《〈瞿秋白論文集〉自序》中曾有較多流露:“中國無產階級的思想代表”一般文化程度較低,“科學歷史的常識都淺薄得很”,但革命實踐提出的許多復雜繁重的問題卻“正在很急切地催迫著”他們去解決。正像“沒有牛時,迫得狗去耕田”;自己也是這樣,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小學生”,一直“努力做這種‘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勝任的”。此后,秋白在多種場合都表示過這一觀點。而在《多余的話》里,他更是懷著愧疚和自責的心態一再寫道:對于馬克思主義學問,自己只是“一知半解”,“只知道一點皮毛”!榜R克思主義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斗爭的理論,以及政治經濟學,我都沒有系統地研究過!睂τ谇锇走@些說法,我們以往多用謙虛或自貶加以解釋,這固然不錯,只是不要忘了,構成這謙虛或自貶的價值坐標,依然是對理論認知的高度重視,是對以理論認知守護精神信仰的莊嚴申示。

      四

      在某種意義上,信仰和理想殊途同歸。真正的科學的信仰堅守,實際上就是為著理想奮斗,朝著理想邁進。因此,它常常具有超越現狀,不計利害,不顧得失的力量。秋白的信仰追求正可作如是觀!帮w蛾投火,非死不止”——這是秋白留給丁玲的勸勉之語,但又何嘗不是自我寫照!

      回望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信仰共產主義并投身其社會實踐,是一種艱苦卓絕、出生入死的抉擇。當時的獨裁政權視共產黨人為“異類”和死敵,因而實施嚴酷剿殺自不待言;即使在革命營壘內部,亦因為認識的局限和實踐的偏頗,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種種齟齬、矛盾、分歧、斗爭,以致有時會傷害忠誠正義的信仰者。秋白是黨的高級干部乃至主要領導,一向置身中國革命的風口浪尖和激流漩渦,這使得他的信仰之路,不能不備受來自敵對一方和營壘內部的雙重考驗。而他交出的一份份答卷,迄今令人敬仰和感動。

      1933年冬天,正在上海與魯迅一起戰斗于文化戰線的秋白,接到上級要他回蘇區工作的通知。當時,他希望之華與之同行,但被冷漠地拒絕了。在與妻子分手的前夜,秋白心潮涌動,思緒萬千,不能自已。對此,楊之華寫道:

      他一夜沒有休息,但精神還很好。我們談著當前的工作,也談著離別以后的生活……他說:“我們還能在一起工作就好了!”我說:“組織已經答復我們,等找到代替我工作的人,我就可以走了,我們會很快地見面的!彼蝗痪o握我的手說:“之華,我們活要活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你還記得廣東某某同志夫婦一同上刑場的照片嗎?”我緊緊地擁抱著他說:“真到那一天也是幸福的!”(《憶秋白》)

      斯時的秋白,似乎預感到生命的不測,但他回應這不測的,不是懊喪與怨懟,而是與妻子愿為信仰獻出生命的赤誠共勉。

      1934年秋天,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紅軍被迫撤離蘇區,進行長征。秋白體弱多病,且不熟悉軍事斗爭,按常理應隨大軍轉移,但王明等人出于陰暗心理,硬是將其留在蘇區打游擊。秋白清楚這決定包含的“命運擺布”(吳黎平語),精神的抑郁可想而知,但對于信仰和事業,依舊丹心熠熠,不改初衷。據吳黎平回憶:在秋白得知自己不能隨大軍轉移后,“我請秋白同志到我家吃飯。秋白同志那天酒喝得特別多,奮激地說,你們走了,祝你們一路順利。我們留下來的人,會努力工作的。我個人的命運,以后不知怎么樣,但是可以向戰友們保證,我一定要為革命奮斗到底。同志們可以相信,我雖然歷史上犯過錯誤,但為黨為革命之心,始終不渝!保ā稇浥c秋白同志相處的日子及其他》)就在這黑云壓城、命途兇險的情況下,秋白還在關心著別的同志,毅然把自己的好馬和強壯的馬夫,換給了年長的徐特立。

      秋白的高風亮節,讓一切試圖用利益取代信仰的投機主義者和利己主義者無地自容。

      五

      相對于人類的種種信仰,共產主義信仰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之上的科學性與人間性。這便要求其信仰者,不但要擁有堅定執著的獻身精神,而且要具備清醒睿智的反思能力。其中的道理并不玄奧——當馬克思主義由一種學說變為一種實踐,它就同一切社會實踐一樣,既不可能一帆風順,更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反,它必然會遇到種種問題和變數,甚至要經歷多方面的挑戰和挫折。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固然需要堅定的道路自信,但同時也必須放眼歷史大勢,不斷反思過往,審視當下,糾偏除弊,揚棄前行。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信仰和事業的無限生機,也才能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完善馬克思主義本身。

      秋白便是這樣一位勇于也善于反思的馬克思主義者?v觀他的信仰之路,盡管有過失誤,甚至犯過錯誤,但在更多的時候,卻總能用清醒睿智的思維和獨立探索的態度,去觀察分析中國革命的現實,包括剖解自己的思想與行為,就中發現問題或尋找帶有規律性的東西。正如毛澤東1950年為《瞿秋白文集》題詞所寫:“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逼┤,早在1921年,秋白就透過知識分子的目光,敏銳地談到中國工人階級身上摻雜的幫口習氣(《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而在1927年黨的“五大”上,秋白則勇敢指出:“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李維漢《懷念秋白》)。如果說秋白的反思在以往大多是零星的、片段的,那么到了“絕滅的前夜”寫就的《多余的話》,便成為集中的、相對系統的心緒流瀉——作者從自己并非“多余”的“心憂”入手,沿著親歷的革命生涯,以自我解剖的方式,涉及了一系列重要話題,如:中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共產主義者如何改造“異己”意識;黨怎樣才能擁有獨立自主的正確路線;黨的領袖的產生與成長;革命者文化心理與政治信念的關系等等。盡管這一切不得不采取了隱晦曲折乃至正話反說的表達方式,其言說內容亦摻雜了一些消極因素和時代局限,但作者通過反思和自省所傳遞的對信仰與事業的別一種呵護與忠誠,卻迄今值得我們仰望和珍視。(作者古耜,散文家,遼寧省作協主席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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